吃饭喝水、拉屎放屁一样困难。
而万历皇帝，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，当张居正死后，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。
但可惜的是，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，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，这种粉碎的结果，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。
而继任首辅申时行，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，主张调和政策，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，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。
极致的斡旋，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，反而在极致斡旋中，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。
中国社会历来如此，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，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，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，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。
恰恰是这种东西，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，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。
而申时行，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、道德标准称之为“阳”，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，称之为“阴”，阴阳共济，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。
而斡旋家申时行，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，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，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，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。
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，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，甚至不可能。
他的选择是逃避，躲在了皇宫里，三十年不上朝，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，第二次出宫，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。
万历皇帝，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张居正的教育下长大的。
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，来使得整个官吏集团对他绝对服从，他纵然可以掌控任何一个官员的生杀予夺，但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官吏集团。
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极应对，不上早朝，拒绝递补官员职位。
在其御宇的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时期，六部尚书都无法凑齐，文华殿二十六席廷议席位，都空缺半阙以上。
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严重，这相当于扼杀了官员晋升的途径，使得他们努力考取的功名毫无意义。
而朱由检毫不怀疑朱翊钧，是以此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。
这自然无可避免使帝国，陷入更深的危机。
朱由检每次看到太仓粟可支十年，周寺积金，至四百余万，内帑千万金的时候，都在苦笑，他要是有这么厚的家底，哪里还用得着这么累死累活？
万历皇帝可以选择逃避，是因为当时大明帝国国力鼎盛，府库充盈。
吏治在经过张居正改革后，还能够完善的运行，而军制在戚继光的鼎力施为下，大明也从征兵制，成功过度到了募兵制。
虽然中间开中法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乱子，甚至导致了到现在大明朝廷每年倒欠浙江盐政几十万两银子。
但是总归算是完成了兵制的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