持，最理解运用普林斯顿体系的。
日常训练，他经常参与讨论，对战术的细节要领进行琢磨，理解这套体系运作的内在逻辑。
这导致鲍比-贝尔曼怀疑：“桑尼，你是不是想做主教练？”
甘国阳：“为了防止你叛变，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教练的工作内容。”
“我不会叛变的！”
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
甘国阳对外的解释是，“我认为这套体系很有趣，这么打球会很有意思。”
但显然甘国阳有更为长远的想法，他支持教练组的决定。
在1987、1988年的时候，开拓者也是这么做的，他们拥有冠军经验，却没有墨守成规，而是求新求变。
新的战术打法不断被开发，新的思想注入到球队中，年轻球员被挖掘、重用。
那时候开拓者一边腐朽一边重生，所以他们能那么快的从1989年的挫折中走出来，迅速拉起一个新的冠军阵容，取得更高的成就。
自我的革新，一刻也不能停止，这是要保住森林之王称号的代价。
时间到了1990年11月2号，开拓者1990-1991赛季拉开帷幕，他们首战在主场迎战休斯顿火箭。
比赛开始前，甘国阳参加了球队的战术会议——在拥有四个教练后，开拓者教练组每场比赛都会进行战术会议。
在提到是否要在比赛中使用普林斯顿体系，使用多久时，作为助理教练的约翰-韦策尔说：“上半场我们可以尝试这套体系，这可能会导致球员们不习惯，我们也许会落后。下半场，我们可以恢复到上个赛季熟悉的战术节奏中，扭转局面。”
约翰-韦策尔长期在联盟担任助理教练，经验丰富，对各支球队的情况都很了解。
他曾经短时间执教过菲尼克斯太阳，不过那时候太阳正深陷毒品危机，韦策尔不过是一个过渡品，很快他就在清洗中离开了主教练岗位。
来到开拓者后，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赛前准备，对每场比赛的对手进行细致研究，给主教练和球员们以要点提示。
相对的，另一名助理教练杰克-沙洛夫主要工作是赛后总结，沙洛夫曾经在西雅图大学做过主教练，他对球队工作有更为全局性的了解，知道如何做出批评和激励球员。
韦策尔的建议颇有道理，新体系新战术，需要时间慢慢适应。
半场时间已经足够，为了保证胜利，应该留半场给熟悉的打法。
但阿甘却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说：“约翰的想法很不错，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打三节半的普林斯顿体系，这样我们可以更快的消化它。”
韦策尔道：“如果我们落后，要输掉比赛呢？”
甘国阳道：“所以我留了半节时间。打休斯顿，翻盘半节就够了。”
更衣室里凡是熟悉阿甘的人都笑了，这家伙就是这么自信，